2014年，安徽网刊登了一则略带“洋葱味”的新闻——《合肥公交集团每年收1.5吨“假币”，损失约20万元》。公交投币箱里争奇斗艳：不仅有游戏币、铁币以及山楂片，还有“中国儿童银行”“中国玩具银行”这样挑战认知和法律底线的玩具纸币。
受假币困扰十余年的公交公司们，曾尝试过砸重金打造假币检测仪，却均收效寥寥。每年收到的假币需要出动数辆货车才能全部拉走。
三年后，有人在合肥的公交上瞅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腾讯CEO马化腾。他此行目的，是为体验刚上线合肥公交的“乘车码”。它最大的特点是快——依赖于微信小程序生成的二维码，只需0.3秒便完成乘车支付。当然，它也顺带解决了假币的痛点。
在移动支付的场景下，甚至连真钱都没有了用武之地。马化腾出现在合肥的同一年，发生了起令人哭笑不得的抢劫案：两名20出头的表兄弟从外地赶去浙江杭州抢劫。风风火火连抢三家便利店，最后只到手1800元左右的现金，还不够路费。两人被抓时，无奈对着警察哀嚎：“杭州怎么没有现金”。
就在这周，在迪拜世博会上，腾讯做了场名为“码上生活”的直播，70分钟的时间，介绍了数字技术在中国的生活、制造以及公共事业等方面的应用。8年过去，二维码几乎成为移动互联网的代名词，“码上生活”也成为中国数字社会的某种写照。
而时间倒退10年，移动互联网初兴起时，二维码却遭到了各种声音的质疑。2012年，张小龙如往常般在朋友圈分享了思考：PC互联网的入口在搜索框，移动互联网的入口在二维码。这条载入史册的朋友圈，在当时遇到的只有质疑。
2年后的微信公开课上，张小龙又一次公开抛出相同的论断，强调腾讯正在致力于二维码的普及。不过外界依旧多视张小龙之预言为“暴论”。甚有财经媒体特刊一文，仅为犀利指出：二维码只能取代浏览器，难以堪当入口重任。
故事结局已在上文阐述——光速打脸。数年时间，二维码以自身作为入口开启了一个数字经济时代：微信名片二维码、支付码，到乘车码、健康码，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已然被搬到了码上。在疫情期间，码上社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无论是个人的生活还是企业的发展，都因为这黑白相间的方块获益良多。
连二维码技术发源地日本都对中国成就瞠目结舌：早在2018年支付宝登陆日本时，日本经济新闻写了篇题为“中国标准逆登陆日本”的报道，反思本土数字经济的落后。这篇报道后来被官媒误读，以讹传讹成了“日本提出向中国收二维码使用费”，反倒在国内引起了群情激愤。
10年过去，二维码掀起了改造万物的波澜，这个舶来品反倒在中国长出了新的果实。
从现在来看，“中国二维码之父”无疑是一个充满荣耀的称呼，他属于一个叫王越的人。在21世纪初，他就有过一个超前的构想：在自己胸前印一个二维码，“如果你想了解我，就扫一下我吧”。但在倒腾二维码的初期，他没少遭遇挫折和苦涩。
2001年，王越在日本的一所医院第一次接触到了二维码，迅速着迷：通过这一技术，医护人员可以快速获知并更新患者的相应信息，远程诊断成为可能。第二年回国后，他在中关村创立了国内首家二维码应用开发公司意锐新创，没用几年，就将二维码读取时间从17秒降到了100毫秒。2005年，他建立的中国二维码标准“汉信码”在竞标中胜出。
中国二维码之父王越
技术不断前行，经济上却揭不开锅。发薪日，王越会因为发不起工资而躲进办公室，一整天不开门，甚至出现过员工拿私人钱“补贴”老板的情况。有一年，王越因为交不起房租，自己的车子也被房东当抵押开走了[1]。
空有技术不赚钱，根本上因为当时二维码在中国缺少大范围民间应用场景。
汉信码可以在物流管理和收税领域有所施展，但二维码和个人生活看上去毫无联系。2005年，网民都只有1.11亿，通信技术还处于2G时期，手机上网看场球赛的文字直播都还要算计下流量。
王越的故事预示了一个曾被无数实践检验过的真理：先进技术的落地离不开基础设施的普及。实际上，二维码发源地日本也有类似经历。
1994年，电装公司研发出了二维码，但在之后的两年，这个技术就没有能走出日本便利店，一度被嘲讽为“加拉帕戈斯式技术”。直到2002年，日本推出的具有二维码读取功能的手机才与这个技术匹配了起来。到2005年，超过七成的日本民众使用过了二维码服务[3]。
电装公司生产的二维码
2011年，TomiAhonen咨询公司调查了42个主要国家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发现平均值仅有10%，中国位居倒数第三；但在2013年尼尔森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的智能手机普及率已飙至66%，仅次于韩国。2012年，中国的5.64亿网民中，有4.2亿来自移动端，平板电脑销量首次超过了笔记本电脑。
一句话解释一下这一连串数字的意思就是：王越和二维码在中国的转机出现了。
2013年6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互联网就是移动互联网？》。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彭兰对此的问题的答案十分明确：“未来不应再有电脑访问的互联网和移动终端访问的互联网之分，互联网就是移动互联网[4]。”
移动互联网的土壤有了，接下去就是寻找普及的抓手。二维码选择了从移动支付的场景切入。微信因为“微信红包”的奇招而一夜成名。
微信2013年上线的时候，付款流程就与二维码绑定。第二年，微信红包上线。仅除夕当天，就有482万人由微信支付使用了这一功能。几天时间，微信支付收获了超过3000万用户。只花了3年，微信支付的市场份额就从3.3%涨到了38%。
不过，借助扫码支付的普及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
首先来自竞争对手。背靠银联的NFC支付流程更加快捷，甚至无需二维码，只要动一动手指就能完成。2016年2月18日，苹果的NFC支付应用Apple Pay登陆中国，包括四大行在内的19家银行都进行了宣传。
Apple Pay
其次的压力来自监管。2014年3月，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发布了一条关于暂停二维码支付的公函，认为“相关支付撮合验证方式的安全性尚存质疑，存在一定的支付风险隐患[6]。”
最终二维码的突围，一方面是安全技术的提升，另一方面，也是更接地气的原因，则是因为它的“零成本”使用门槛。
NFC模式支付离不开POS机这一基础设备，但其使用成本居高不下。早期POS机安装得有赖于银行相关人员，且需要足足2000元押金。实际使用过程中，得再额外缴纳0.5%左右的手续费用，且每年需要面对银行相关人员的回访。
相比之下，挂个微信支付二维码明显省事儿多了。另外，使用NFC需要刷信用卡，而中国相比美国，信用卡的渗透率低得肉眼可见。
此后几年内，数家互联网公司围绕扫码支付展开了激烈的竞争。2015年7月，支付宝独家接入肯德基，两个月后，微信就独家接入了麦当劳。
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最终反倒将有着明显缺陷的NFC模式挤出了市场。这个过程中，还诞生了不少意外产物。
2014年的一天，滴滴创始人程维焦急地连夜打电话向马化腾求援——服务器撑不住了。
前一年5月，支付宝接入了快的打车，微信支付则立即跟进了滴滴打车。你来我往的架势，和当初接入麦当劳肯德基如出一辙，只是这一次牵涉到了一种新的业态——网约车。
网约车模式光速落地，明显受益于移动支付的成熟。现金交易存在诸多不便，尤其在找零钱这一场景上。2015年时，山西太原甚至发生了一起因找零产生矛盾，乘客拔菜刀怒砍司机的恶性事件。但在接入微信支付后，乘客只需扫一扫二维码便能完成付款。
随着拓荒战争愈演愈烈，大量订单涌入让滴滴与快的服务器先后崩溃。因此在接到电话第二天，腾讯决定派出1000台服务器和技术人员驰援滴滴[5]。
纵观这些年的变迁，可以发现这样一个现象：移动互联网的媒介，与新技术之间，往往呈现一种“螺旋上升”的关系——新的技术基于移动互联网产生，因为其满足特定需求或者场景的特殊性，又会提升移动互联网的渗透率。
崛起于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快手，在PC时代互联网无法触及到的下沉市场找到了生命力，吸引了无数老铁。而这些过往被忽视的群体的加入，迅速壮大了移动互联网的队伍，甚至为之后趣头条、拼多多等产品的走红提供了基础。
早在2009年，谷歌就雄心勃勃试图普及二维码，但不出两年，计划破产。直到2020年疫情，非接触的需求倒逼了二维码应用，尽管如此，也有大批美国餐厅仍旧拒绝数字化，坚信手机点餐远不如菜单有格调。
对比之下，中国社会却主动拥抱了数字化大潮。除去文化习惯等方面差异，根本原因与中国特殊的互联网“国情”有关：大多数网民都跳过了PC互联网而直接进入了移动互联网时代，天然对植根于移动互联网的创新接受度更高。更多网民率先接触了扫码加好友，而不是搜索QQ号。
个人生活中的大多应用和场景依托于二维码而存在，在现代中国实现了“码上人生”——后疫情时代，诞生于二维码技术的健康码、行程码，已然成为了当代中国人的“第二张身份证”。
在双创引起的互联网创业浪潮之下，数字化不断衍生出新的应用场景，催生了一种全球独有的“码上生活”。张小龙在谈到“双创”的时候就曾经表示，创业并不是一个庞大的概念，满足社会上新增的需求就是一种成功。比如教育，老师以前只要上课就好了，现在还需要答疑和满足学生心理层面的需求。
在张小龙眼里，小程序的出发点之一是让人和物“触手可及”——比如控制一盏台灯，只需要对着扫一下，就能够启动程序。
数字经济浪潮浩浩汤汤背后，“二维码”一边在下游找到更广阔的应用场景，一边也随着应用场景而遍地开花。甚至在这个基础上再次“螺旋”，促成了场景的进化。
2021年5月，北京市多个城区的公共自行车被拆除，退出了历史舞台。这项服务曾在2010年前后由各个城市推出，试图解决居民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但在传统模式下，线下资源管理成本较高，因此公共自行车在设计时被限定必须停靠在固定的自行车桩上，最终只解决了“最后一公里”中的900米。
二维码的应用直接让“随骑随停”成为可能。没过多久，橙色、黄色、蓝色的自行车方阵成为了街头的标配。
另外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例子是，王越蛰伏十多年后，在线下二维码支付端找到了新的机会。就算你没有听过他的名字，也一定见过那个放在收银机旁边的“小白盒”——这便是他的手笔。在电影院市场，小白盒拿下了超过70%的市场份额。随着设备进一步降低至100元-300元左右，设备悄然摆进各个商户的柜台，完成了POS机没能完成的壮举。
但数字经济所带来的想象力，远不止于此。
与技术和载体螺旋上升关系相似，技术本身在B端和C端也可以有一条螺旋的路径。拿二维码来说，它脱胎于B端，普及兴盛于C端，然后再次反哺了B端。
不论是中国2005年的“汉信码”还是日本所研究的QR码，起初都仅是为了应用在产业场景之上。过去受限于数字经济普及度不够，二维码在产业领域更多只起到提高信息记录效率的功能。2014年，欧洲专利局给二维码之父原昌宏颁奖时，他却在现场预言，“二维码最多还有10年寿命。”
但中国数字经济的进步最终让这项诞生于1994年的发明焕然一新，并提供了一种过去从不具备的解法：通过连接万物与信息流通，来实现对人、物、资源的精细化管理。
在过去，人们常常将智能化与数字化混淆在一起。智能化，通常指用更先进的智能设备来解决人工生产效率低的问题，却解决不了管理问题。这个问题恰好可以藉由数字化解决。《2020码上经济“战疫”报告》中写道，作为数字经济之一的码上经济具备强渗透、深下沉、低门槛的特质，因此具备促成客流、商流、现金流、信息量“四流合一”的能力。
例如，在中国，农业虽然已经实现了大棚种植等在内的集约化模式，但由于农产品在生产、加工、分销等环节的不透明，销售层面存在一定程度的信任问题。这甚至影响了许多人购物的习惯，例如在买西瓜时，不少人买之前总会拿起来敲几下，尽管其中一些人并不懂这个行为意味着什么。
而腾讯提供的方案“安心码”，则是通过二维码技术记录商品每个流通环节数据的同时，再通过区块链技术保证数据的安全性。一物一码的形式之下，扫码便能向消费者传递获知原来敲半天都不一定能弄懂的信息，农产品也能借此在消费者心中建立品牌认同。
以二维码为代表的数字化可以与实体企业融合并助力实体经济。而随着AI等技术的融入，数字经济渐渐可以给更多基础产业提供更多全新的可能性。
在迪拜世博会中国馆腾讯活动日上，这场距离张小龙预言过去近10年的直播，就提到了数字化在多个领域的应用：例如腾讯推出电子健康卡，通过一个二维码就可以链入各种AI医疗服务：在新冠疫情期间，觅影AI曾辅助专家远程诊断了超2万名患者；腾讯觅影AI在学习了数万个临床病例后，已经可以实现辅助诊断，帮助眼科医生提高诊断准确率以及速度。
制造业、农业再到医疗，数字化变革助力这些领域实现了诸多过去未曾想象的解决场景。在这基础上，数字化的创造性改变也在动物保护、公益等领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改变。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中，如今的巡护员已开始通过腾讯技术加持后的红外相机、AI识别、数字化系统来实现对珍稀动物雪豹的保护。
红外相机拍摄到的雪豹
与此同时，在2021年底，南京大学与腾讯合作上线了全国首个高校应急响应系统，在校园各处分别内置了急救医疗器械AED以及小程序码，用于应对猝死等紧急情况。一旦发生紧急状况，通过“急救互连”小程序可以一键呼救，引导附近志愿者获取AED并迅速驰援。
通过连接万物，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可以无限叠加，有着无限想象空间。各种诞生于产业端的技术，在消费端实现遍地开花，其成果又反过来给产业端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从个人生活层面而言，移动互联网的出现，以及它所催生出的新技术，让普通人的生活更加便捷和丰富。二维码促成的“码上生活”，甚至可以让人们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游览敦煌——扫一扫小程序，既可以欣赏被搬上云的壁画，也可以了解背后的历史渊源。
而以二维码为代表的数字经济，也不断与社会应用场景磨合，试图解决的问题更加宏大。无论是帮助商户把生意放上云端，还是利用数字技术帮助传统文化实现“数字永生”，数字与这些场景的融合，都指向了一个更加具备人文关怀的方向。
2019年的微信公开课上，张小龙曾表示，产品的目标从来不是扩大用户数：“人口总是有限的，服务才是层出不穷的。”在他眼里，时代的更迭越来越快，过去的10年见证了PC互联网走向移动互联网，而下一个新的时代，去找到并且面对未来的需求才是产品要做的事情。
从这个意义来看，与不同个体、行业及社会场景的融合，是互联网保持创新的方式。它最有价值的地方，便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提供新的发展样本，和始终坚持服务的立场。
由腾讯拍摄的纪录片《二维码上的中国商业变革》中，曾讲述过这样一个故事。
过去10多年的时间里，广州仑头村年过70岁的潘艳卿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早上五点半骑着单车去果园摘满一箱水果，然后拉去街头贩卖。在她的腰间总会挎着一个沉重的零钱袋。
年龄大了之后，她有时会找不对零钱，偶尔收到的假币也无力辨认，还因为日复一日的负重伤了身。她做了一场腰椎间盘突出手术，在背上留下了三枚钢钉。
有一回，一个年轻人想要买下整箱水果。因为没有现金，便询问能否改用微信支付。潘艳卿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回头拉着自己孙子请教。这之后，她就再没有背上过零钱袋。
在中国，有无数像潘艳卿在农村的老人。对他们而言，互联网这样的词汇很遥远，但像是移动支付这样的手段，却在实际中帮助到了他们。
能润物细无声，是科技之于普通人最大的价值。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