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没有关注互联网时，我的吸引力就指向了那些散落一地的兴趣爱好。它们已经在那很久了，现在突然冒出来，就像蒙了灰后一下子擦亮。”24岁的孟褚荔在远离互联网的过程中，重拾爱好。
在豆瓣“反技术依赖小组”里，有超过两万名组员，他们聚集在这里，目的是“避免过度依赖技术而造成自己某些能力的退化”。
相应的，还有“远离屏幕计划”小组，成员数量超过3万；在“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超过18000名组员，一同尝试合理使用科技，“找到自己真正认为有价值的事”。
在这些小组中，有人尝试远离智能手机，改用按键式小屏幕的“老人机”；有人放弃电子支付，通过现金恢复消费的掌控感；还有人建群互相监督，每日互发手机使用时长。
在我们的采访中，26岁的李蓝决心远离互联网是因为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时间似乎不多了，虽然才二十六七岁，但总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她不希望到老的时候，发现时间都花在刷手机上。
她卸载了最常使用的APP，改用网页版登陆微博和豆瓣。为了增加使用社交网络的“目的性”，她将闪念记录在纸上，集中搜索。她发现，许多临时起意的点子，不搜也没关系。
对她来说，更关键的是找到互联网之外的乐趣。比如，和朋友沉浸式聊天，和陌生人偶然对话。她感受到，在网络世界真真切切地思念一个人有多可贵。
28岁的小小星是新闻传播学博士在读，更多的时候，她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活跃在这些小组，关注人们远离互联网的种种尝试和感受。
在小组里，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一群为了远离互联网的试验者们，聚集在互联网上寻找办法和鼓励：他们本身是要脱离互联网，但是由于要脱离，又不得不在互联网上寻找社会支持。
【1】李蓝，小学语文老师
“时间似乎不多了，通过手机获得的快乐，好像无法让我在老年问心无愧”
上大学时，李蓝会周期性地觉得，自己刷社交软件刷得太多了。她喜欢看视频网站的推荐视频，或是根据一个帖子顺藤摸瓜，四处搜索浏览。越看越睡不着，一下就到了凌晨两三点。
渐渐地，她发现这对自己的生活有很大影响。最大的感受是，她的注意力不再像之前一样集中了。
她无法沉浸地看完一部两小时的电影。看书十几分钟，她就自然拿起身边的手机。
社交也受到了影响。和朋友交流时，她即便还在讲着话，也会习惯性地拿起手机，看有没有新消息。
李蓝说，她甚至有种强迫症，睡前必须把社交软件过一遍，确定没有任何一条需要回复的消息之后，“好，我可以睡了。”
直到最近，她突然有一种强烈的感受：时间似乎不多了。
“通过手机获得的快乐，好像无法让我在老年问心无愧地说，‘我年轻的时间没有浪费’。”李蓝说。
她先将使用时长最高的两个软件卸载：微博和豆瓣。她曾经一天花两三个小时在微博上，“到了周末，更是住在微博”。
现在，她改用网页版，只浏览关注列表的信息，使用时长大大降低。
她开始增加社交网络使用的“目的性”：如果脑海中突然冒出一个搜索的念头，先记在纸上，累积几个后集中搜索，减少无意识的搜索和浏览。她发现，其中许多都是临时起意的点子，不搜也没关系。
李蓝的搜索备忘录。采访者提供
更重要的是，她要发掘更多的爱好，填充不玩手机的时刻。
她开始学韩舞，“以前总觉得自己跳舞就像跳广播体操”，现在她仍然对自己的舞技不算满意，但每一次练舞，她都收获了极大的快乐。“在一个小时里，和十几个同学一起，非常专注地跟着老师学习，这种感觉特别好”。在舞蹈室，她面对镜子，“营造出一种‘姐很拽’的气场”，“整个情绪都被调动起来了。”李蓝说。
在舞蹈室里，李蓝还意外遇到了同事，二人的话题慢慢变多。一个周五的夜晚，李蓝和她吃完饭，一路走到钱塘江边。她们聊得非常开心，在那一个多小时里，一次都没有拿出手机，甚至没有留下一张纪念照片。
同事比李蓝小两岁，最近也产生了远离互联网的念头。她曾经总是点外卖，吃完看看手机，时间哗地一下就过去了。她决心慢下来，选择了做饭的方式，“让时光被自己感知。”
和同事的这次聊天后，她惊喜地发现，对方和她之前所认识的大不相同。以前她们也常一群人约饭，对方只是嘻嘻哈哈的。
前段时间，大学同学发给她一篇书评，二人由此聊开来，但她更希望面对面和对方聊一聊。“那种沉浸在我和她的小世界的感觉真的很好。”
“在这个网络世界里，如果你真正在思念一个人，不是突然想起了这个人，这是非常珍贵的。”李蓝说。
【2】孟褚荔，法律行业
“当我没有关注互联网时，那些散落一地的爱好突然冒出来，就像蒙了灰后一下子擦亮”
孟褚荔是个很在意准点下班的女孩。约定的采访时间原本是傍晚6点左右，想了一会后，她说，“五点半吧，别耽误你们下班。换位思考，让我多加一分钟班我也不高兴。”
今年是孟褚荔工作的第三年。从学生到职场人士的身份转变，让她的生活和心态发生了很多变化。工作中，她不得不使用手机，还需要下载办公软件钉钉，为了应付随时到来的加班指令，“很讨厌”。
工作之后，玩手机对她来说成了一种内耗。孟褚荔说，“它占据了我下班后的太多时间，让我觉得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什么都没做。”
多的时候，一天中她能有十三四个小时花在手机上。她喜欢侧躺在床上看网络小说，“像虾一样蜷着”，能从下午六点看到凌晨两三点。看到忘记时间，偶尔腾出一只手拿零食往嘴里喂。
时间久了，她也觉得没意思。除了网络小说，整个网络环境都让她感到无趣，那里充斥着骂战和攻击，商业化气息也越来越浓。她从内心产生抗拒的欲望。
现在，她喜欢把手机放在卧室，喊几个朋友一起在客厅拼图、画画，一玩就是几个小时，“根本想不起来打开手机”。天气好的时候，她会和朋友一起到公园散步、聊天。
因手机而退化的感受力恢复了：她好奇地关注一切，观察路边的行人，被欢快奔跑的猫狗治愈。
孟褚荔的拼图作品。采访者提供
24岁的孟褚荔与互联网的接触有一个有趣的弧线。
她上网很早，2010年左右，她刚上初中，还用着MP4，网上最火的是贴吧，她在这里爱上了橡皮章、十字绣等各类手工。2014年前后，知乎向公众开放注册，收获众多用户，孟褚荔受其引导，参加了不少活动、大赛，积累获奖经历。“小红书引发我的消费主义，豆瓣又将我引向极简”，之后，她爱上了登山、徒步、旅游。
孟褚荔历数自己的爱好，拼图、绘画、篆刻、橡皮章……她最近还在尝试体验流体画和滑冰。“当我没有关注互联网时，我的吸引力就指向了那些被我散落一地的兴趣爱好。它们已经在那很久了，现在突然冒出来，就像蒙了灰后一下子擦亮。”
但她承认，控制力时起时伏。如果当天的工作内容有趣，她就能积极地发掘自己各种爱好。如果这一天上班什么都没做，她的心情会变得糟糕，玩手机的时间也陡然上升。
孟褚荔的橡皮章。采访者提供
【3】夏星，新闻传播学博士在读
“你本身是要脱离互联网，但由于脱离，又不得不在互联网上寻找社会支持。”
夏星加入了3个类似“反技术依赖”的小组，发了至少7篇帖子。
她分享过自己关掉微信朋友圈一周的体验，对于媒介化城市的各种思考，甚至包括她在如厕时的技术依赖。
28岁的她是新闻传播学的在读博士，她加入这些小组的初衷并不是利用它作为监督自己远离手机的工具，而是为了她的研究论文。
从一开始，她就以观察者的身份，进入远离互联网尝试者的群体。她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悖论：“你本身是要脱离互联网，但是由于要脱离，你不得不在互联网上寻找社会支持。”
夏星说，她本身对于互联网并没有太深的依赖，因为她“对其他人就不是那么关心。”
她曾两次关闭微信朋友圈。一次是考博士期间，她关闭了朋友圈入口。一次是今年1月，她取消了朋友圈更新的提示红点。她发现，仅仅如此，就足够让她失去浏览朋友圈的欲望。“它就像是一种强迫症。”
关闭朋友圈之后，夏星觉得，自己的生活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偶尔会有一些尴尬的时刻，比如她偶然问起一个朋友何时结婚，随即发现，对方几天前刚在朋友圈分享了结婚证的照片。
另一个让她困扰的是，她关注的公众号太多了。五百个，她根本看不完。她一天最多只会点击十几篇比较感兴趣的推送，其中能认真读完全文的，不过两三篇。
为此，她特意在豆瓣“数字极简主义者”小组里发帖，询问“如何清理公众号”。有人建议她取关所有公众号，再重新搜索她真正需要的。她觉得这个建议不错，但重申自己关注的五百个公众号，她发现自己一个都无法取关。“有一种心理是，你知道你自己看不完，但你又害怕错过。”最终，她放弃了清理。
即使自认为不是互联网重度依赖者，夏星仍能感觉到互联网带给她过多的负面影响：信息疲劳，媒介技术侵犯个人隐私，虚拟空间对现实空间的挤压，等等。这些影响可以作用到所有互联网使用者，只是多与少的差异。
她的眼镜度数从高中到现在涨了三四百度，“不是因为学习，是因为玩手机，窝在床上看电影什么的。”她的肩颈也时常感到酸痛，需要不时拉伸。感受能力似乎也变弱了，她在网上和人聊得热火朝天，见了面反而尴尬。
3月初，夏星去看了一个名为“回到未来”的展览。三层中有两层是关于智能生活，例如智能家具、智能通讯等。“我觉得很困惑，真的要这么智能吗？”
夏星说,她也不知道未来应该是怎样，只是觉得，大家对于未来的想象是不是过于单一了。“一定是一个手机控制全家吗？似乎我们只有这一条路可走。”
她希望，未来不应只是万物互联的实现，哪怕是田园生活，隐居，或是其他生活状态都可以的。“未来应该有更多可能性。”
（应采访对象要求，本文中李蓝、孟褚荔、小小星均为化名）
九派新闻记者 王佳箐
关键词： 逃离互联网的一次尝试卸载常用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