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的说吧，他只要有一百块钱，就能弄一辆车。猛然一想，一天要是能剩一角的话，一百元就是一千天，一千天！把一千天堆到一块，他几乎算不过来这该有多么远。但是，他下了决心，一千天，一万天也好，他得买车！”

熟悉《骆驼祥子》的人，一定对这段祥子攒钱买车的内心独白记忆犹新。事实上，老舍选择细腻刻画的祥子，也是那个时代千千万万民国苦难民众的缩影。

(资料图片)

除了每天生存所需的口粮，一文钱、一角钱在他们眼中都是弥足珍贵的，更别提一个大洋。

同样在民国，当年著名的鲁迅大师，1919年就可以实现年收入3500大洋，买下一套房子也是绰绰有余。1936年大师离世前，年收入居然达到了15000大洋之多。

用最实际的比对来看祥子与鲁迅的差别，毫不夸张地讲，鲁迅一年的收入，祥子这样的底层民众怕是要不吃不喝赚上100年。

毋庸置疑，民国的劳苦大众们，做梦都想要的，就是口袋里能装上几枚大洋，走到哪里心里都踏实，比“破家值万贯”要实在太多。

看到这，一定有人忍不住发问：民国时期的一个大洋或是一文钱，又相当于如今多少人民币呢？在笔者看来，这个问题还真不是那么好回答的。

为何这样说？了解大洋由来的人才会明白，看似简单的货币背后，大洋是代表着一个货币时代，也是中国货币体系革新的重要标志。

一块大洋是一个银元，与其简单换算放在如今价值几何，笔者更愿意将其拓展，站在银元货币体系的视角，去感受当年劳苦大众的生活还有民国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

身为中国货币“舶来品”，银元的出现带动中国经济发展

从16世纪以来，美洲等地生产的机制标准化，银元开始大量流入中国。起初中国人眼中的银元与银锭、制钱一样，需要秤量计算，然而在市场经济越发开放之时，银元的优势也开始日益凸显出来。

众所周知，当年中国的丝绸与茶叶被西方上流社会钟爱，对外贸易的扩大以及商业的蓬勃发展，使得中国市场急需的通货白银严重依赖对外贸易。尤其在五口通商之后，国际贸易空前扩大时，大量的外国银元涌入中国。

最初，西班牙银元占据上风，之后便是墨西哥银元，也称鹰洋。清末时期，银元就已经是中国市场中流通的主要货币，来到民国，银元经济逐步进入佳境。

1912年袁世凯出任大总统时，他做出了统一货币的经济措施。因为银元上有袁世凯的头像也被人们称为“袁大头”，这款银元做工规范标准且容易识别，在民国迅速流通起来。

从做工与成分的角度来看，银元是一种特制的银制品，而源于银元的外形与人们与日俱增的信赖，银元代表的货币价值开始超越所含银成分本身，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经济开始全新发展的标志。

所以，银元对于中国来说从根源上一定是“舶来品”的存在。但值得肯定的是，银元的确完成了中国货币从秤量到信用的重要过渡，对后来法币的改革有着深远的影响。

银元购买力差别展现的民国社会价值标准

民国经济虽开始向现代社会经济靠拢，可当年的经济发展依旧是不稳定的。换言之，银元作为民国通货在不同时期的购买力也是有所不同的。

与纸币不同的是，银元具有一定的重量，还属于实物货币的范畴，所以民国时期的民众虽依赖银元，但日常却少有大量携带这类货币的情况。

1912年的北京城，一个大洋可以换来60斤大米，如果按照当今普通的物价来说，从大米角度衡量当年的一个大洋，相当于今天的人民币300元。

而到了30年代初期的北京，一个大洋只能换来25斤大米。要是在成都，一个大洋只能换来16斤大米或是5斤猪肉。

之所以银元前后价值如此不同，除了经济发展的原因以外，从银元角度看商品价值更能反映出民国当年的社会价值标准。

一言以蔽之，民国的社会动荡与战争频发，生活必需品才是最重要的物资。无法保证稳定的粮食、工业生产再加上资本家的趁机牟利，哪怕是银成分足量的优质银元，在人们眼中也比不上这些可以果腹的物资重要。

所以说，银元的购买力在民国时期不断发生变化，可以给我们一个十分重要的启示：任何货币想要稳定发挥价值与作用，都要建立在社会稳定的情况下。

对于动荡年代的人们来说，只有看得见、摸得着的生存物资才是最实在的，货币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不同阶层民国人眼中，“一文钱”与“一个大洋”的实际意义

有了之前的铺垫，大家自然会明白，对于银元与当今货币的衡量，其实存在一个严重的误区。那就是以某种商品为衡量媒介，例如最常见的生活物资（大米、猪肉）一类。

正如开篇提到的骆驼祥子与鲁迅收入的差别，我们在简单地从商品价格角度衡量银元的价值几何外，还应该从整体生活水平对银元的价值进行把握。

虽不见得可以得出一个多么明确的衡量价值，可这样的衡量才是最客观的，还能展现民国时期的人与现代人在很多价值观问题上的截然不同。

当今社会，各个领域百花齐放，每个行业都有可能出现富豪，人们的价值观趋于开放与平和，可在民国时期却并非如此。

最简单的例子便是，民国时期最受欢迎的一个群体，也就是从事文化、知识传播的这一群人，鲁迅便是最经典的代表人物。

他们有着很高的社会地位，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教书育人，都可以拥有很可观的收入，这群人在民国时期，算得上是实实在在的中产阶级以上。

鲁迅大师当年一年的收入足可以轻松买下一套房子，当然，他属于特例。可当时一般的高校教师、文学作家，每月收入也可以达到100-200大洋。

再来看最普遍的农民、工人，当年这群人每月收入大概在6个大洋上下，切莫小瞧这区区6个银元，相当于一大家子人一个月的开销。

按照如今工人平均工资3000元来换算，当年的一个大洋，真的堪比如今的500元人民币（大概）。仅凭这一点，我们就足以看出一个大洋对一位民国大众来说，意味着什么。

再来看前文提到的《骆驼祥子》片段，实际上，在老舍笔下还原的民国劳苦大众，每月能收入6个大洋都是天方夜谭。

就拿祥子这样的黄包车夫来说，一天辛苦下来，也就能赚个一角大洋，一个月的生活费仅有3块大洋，这也就能解释祥子为何计划一千天攒下100大洋换新车的举动。

因为只有这样，祥子才有可能摆脱去车行交租并获得相对丰厚的收入。

毫不夸张地讲，民国时期的一个大洋，在文人墨客、军阀大佬的眼中微不足道，可对于普通的劳苦大众来说，这都有可能是决定生死的救命钱，甚至已经不能用“一块大洋放到现在值多少钱”来衡量了。

至于“一文钱”与“一个大洋”的问题，当年民国各个地区的换算标准还是不尽相同。

按照常规换算来看，一个大洋相当于10角、100分、1000厘，一文钱就是一个铜板也就是一厘。可单从民国四年的财政部泉币司调查就能发现，每个地区一个大洋能够兑换的铜板数量都是不同的：天津1279文、奉天省城1180文、开封1289文、福州1085文、武昌1433文、长沙1500文等。

按一块大洋折合如今人民币500元来看，当年的一文钱大概是如今的0.5元上下。由此可见，铜板才是普通平民百姓每天最常用到的货币。

所以说，民国社会依旧可以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来形容，能够主宰时代发展的人不会将一个大洋甚至几千、几万的大洋放在眼里，可对于普通百姓来说，一文钱的意义都有可能是关乎性命的存在。

不禁想起元代诗人张养浩的经典诗句：“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小小的一块大洋背后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更多的是中国近代劳苦大众的悲惨生活写照。

对于民国百姓来说，一生的梦想或许不过是腰包里能够贴身藏上一枚闲来无事拿出来吹一下听听响声的“袁大头”。只可惜，这对于绝大多数老百姓来说，真的是天方夜谭一般的存在。

风雨飘摇的时代，没有人会知道国家经济走向何方，手中紧握的铜板还在不断缩水与贬值。可对于劳苦大众来说，动荡的中华大地之上，除了祈祷安稳岁月尽快来到，真的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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